午时刚过，铺子门口来了一个面生的人。那人穿一件半旧的羊皮袄，头上裹着灰布巾，看模样不像济宁本地人，倒像是从更北边过来的。他在门口踌躇了片刻，等孟掌柜放下手里的铁锤才开口，声音有些发闷：掌柜的，您这铺子，能打马蹄铁么？我帮人带话来的，城北三十里外的李家庄，养了十几匹马，入冬后蹄子磨得厉害，原有的蹄铁都该换了，可十里八乡找不到一家能打的。
孟掌柜放下锤子擦了把汗，没有立刻答话，转头看了砚清一眼。砚清从账册上抬起目光，冲孟掌柜微微点了点头。孟掌柜便转回头，对那人说：能打。这趟回去时带个信给李家庄的人，让他们把马牵来，或是把旧蹄铁拆下来做样子，我照着打。价钱按老规矩，不溢价。
那人应了一声，转身要走时，砚清忽然开口叫住了他。她从后院走出来，站到门口，声音不高不低：这位大哥，你在北边来的时候，可曾看见回程的货船有装东西回来？
那人一愣，想了想才说：回程的船……大多是空的。偶尔有几艘装了皮毛和干枣，也少得很。北边的货想往南走，得先攒够了数量才敢装船，不然亏运费。
砚清听完，点了点头，道了声谢，转身回了后院。她坐在矮凳上又翻了翻那本账册，在空白页画了几条线——一条从济宁往南到宝应，一条从济宁往北到李家庄，又画了一条虚线从更北的地方弯回来，连上大运河。她把线连好，搁下笔，把账册合上，站起来在院子里走了几步，又站住了。冬天的风从院墙外头翻过来，把那棵光秃的枣树枝吹得轻轻摇了摇，几片枯叶贴着墙根滑了一下又停住了。
那天傍晚，砚清让周显安排了一艘空船，从济宁码头出发往北走了一日的水路。船到李家庄附近靠岸时，她下船走了一里多的土路，在村口看见了几间低矮的土坯房和一片圈起来的马厩。马厩里的马匹比她想象的多，大约不止十几匹，都是驮货的驮马，鞍具磨损得厉害，蹄子上的铁片也确实薄得快要透了。她站在村口的土埂上看了片刻，没有进村，转身回了船上。
回程时她坐在船舱里，望着河面上结了一半的薄冰，心里盘算着从李家庄往北还有多少这样的庄子、多少匹需要换蹄铁的马、多少条回程时可以搭载的货路。船过一处河湾时，夕阳正落在水面上，把碎冰染成一片暖橘色。她靠在船板上闭了一会儿眼睛，耳边是船桨破开薄冰的细碎声响，哗啦、哗啦，一声接一声，像是有人在暗处替她翻着一本账册。
回到济宁时天已经黑了。码头上的船工正给船帮裹草绳防冻，见她的船靠岸，远远地喊了一声姑娘回来了。她跳上码头，在夜色里往东门大街走，脚下的石板路被冻得硬邦邦的，踩上去鞋底发出轻而实的声响。她经过那间挂着合盛铁行的旧铺面时，脚步又慢了下来。门板还是关着的，可门缝里透出来一线极细的光——大约是有人在里面点了灯。她没有停步，继续往前走了。
东门大街第三家门口的铜铃铛在夜风里轻轻响了一下，她推门进去，看见孟掌柜还坐在炉火边，正把最后一件打好的铁器拿粗布擦干。炉火把他的脸映得红彤彤的，那只空袖管搭在膝上，安静地垂着。他听见门响抬眼看了她一下，没有问她去了哪里，只说了一句：灶上热着粥。
砚清了一声，去灶间盛了一碗糙米粥，端回后院耳房里坐下慢慢喝。粥里搁了少许盐和一把碎菜叶，热腾腾的，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。她喝完了粥，把碗搁在桌上，掏出那方端砚研了一池薄墨，铺开一张信纸，给沈砚明写信。这回她写得比上回长一些，把李家庄的马匹数目、回程空船的情况、以及那间合盛铁行门缝里漏出来的灯光都写进去了。写完她搁下笔，吹了吹墨迹，把信纸叠好封了口。
窗外的雪又下了起来，细细密密的，落在窗纸上发出极轻的沙沙声。她吹了灯，在黑暗里听着那声音，像是有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同时开口，说着同一件她暂时还听不懂的事情。她翻了个身，把被子裹紧了一些，闭上眼睛，在那些沙沙声里慢慢地沉了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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