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系列教育制度，在大明全境的世家大族和诗书传家的门第中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其冲击不亚于十二级台风过境。
弹劾的奏折像雪花一样从全国各地飞向京城，堆在朱高炽的御案上。
那些奏折用词激烈，有的说朱瞻墡轻弃圣贤之道，妄立新学；
有的说废科举、乱名器，其心可诛；
有的更直白地说福王自立学统，与朝廷分庭抗礼。
各地官员联名上书，弹劾朱瞻墡的折子每日都有，从户部到礼部再到都察院，几乎每个衙门都有人写。
有人在奏折里把朱瞻墡的教育制度逐条批驳，从教学内容到选拔方式全部否定了一遍，最后得出结论：
福王治下的学校不是在教书育人，是在培植私党。
那些奏折写得很长，引经据典，从孔子孟子一路引到程朱理学，但核心论点其实只有一句：
朱瞻墡在用一套完全独立于科举之外的选拔体系，蚕食大明的人才根基。
文官集团看得清清楚楚，朱瞻墡的军队体系已经独立于朝廷之外，只从农家子弟中招募也就罢了。
如今这教育体系一旦铺开，等于完全与大明的人才选拔体系脱钩，彻底切断了两者之间的纽带。
他们真正惊恐的，不是朱瞻墡撤走了科举，而是他重新定义了一套选拔秩序。
在那套秩序里，那些世代相传的书香门第和他们赖以维系地位的经典，不再是通往权力的唯一道路。
一个农家子弟在台湾读完六年小学、三年中学、四年大学；
毕业就是正八品官员，直接进入福王府的行政体系任职。
而那些在私塾里苦读十年、背熟了四书五经、写得一手好八股文的秀才，到了台湾连报名门槛都摸不着。
台湾的各级官员选拔方式与大明不同，如果这套体系延续下去，那些靠科举起家的家族在福王治下将毫无立锥之地。
苏州、湖州、杭州那些诗书传家的门第，有几家已经在收拾细软，打算把族中的年轻子弟送到台湾去应考；
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抗拒，在自家的祠堂里召集族人宣读朱瞻墡颁布的教育章程，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叹息，说世代相传的读书种子到了这辈人手里就要断送了。
科举在台湾被取消。
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体系意味着一个孩子不必背诵四书五经、不必写八股文、不必考秀才举人进士就能进入仕途。
那些江南世家世代相传的科举路径在福王府的治下被彻底截断，他们的子孙即使满腹经纶，到了台湾也只是一张白纸上的陌生笔画，既没有人认识，也没有人认可。
有人在家中长吁短叹，说福王此举是要断了天下读书人的根；
有人把书案上那几摞精心批注的经义集注收进了箱子。
孔家的愤怒来得最为沉重。
曲阜的衍圣公府在得知台湾师范大学招收秀才、毕业即授正八品官职的消息之后，专门召集了族中长老和门客商议对策。
衍圣公坐在正堂的紫檀木椅上翻看着朱瞻墡颁布的教育章程，看了很久才放下纸页。
他沉默了片刻才开口说话，语气里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震荡：“这套东西，是在自成一统。”
他在堂中踱了几步又停下，“福王这是在另立门户。”
堂下坐着的人面面相觑，有人低声附和了几句，有人沉默不语。
衍圣公府的客卿们也传阅了那份章程的抄本，有人在纸页边缘加了批注，有人在空白处写了长长的一段议论，议论的末尾落着同一个问句：
如果天下人都去读那些新学，圣人经典该怎么办。
那份抄本在曲阜的几座书院里传阅了一个月，最终被孔家长老收进了书房深处的暗格，不再轻易示人。
衍圣公的夫人私底下问了一句：“福王这般做，朝廷就不管吗？”
衍圣公没有回答，只是摇了摇头。
朱瞻墡在台北的办公室里听完安全厅关于各地反应的汇报，把报告放在案角，没有立刻做出任何处置。
窗外的雨正在下着，落在新铺的水泥路面上发出细密而均匀的声响，像是无数只手指同时叩击着一面巨大的鼓皮，在台北的上空回响不歇。
他把那份关于衍圣公府反应的报告压在案角的一叠文件下面，继续处理下一份公文；
海贸司关于中东航线本季度的营收汇总，数字比上季度略有增长，但增幅在放缓，需要找时间跟司长谈一谈。
他翻过一页纸，把那些尚未成型的念头暂且搁在一边，继续往下看。
雨还在下着，落在庭院里那棵老榕树的叶片上，又顺着叶尖滑落下来，在地上溅起细碎的水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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